從“傳統”走向“新型”，高校教育學院的變革是一場深刻的自我革命。它要求學院的領導者和學者們必須超越慣性思維，在遵循共性規律的基礎上，因校制宜，走特色化、差異化的發展道路

　　在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與大國競爭的交匯點上，教育強國建設已被提升至國家發展的核心戰略地位。高校教育學院作為教育學學科建設的高地與優秀教師培養的搖籃，其形態與功能的現代化，直接關系到教育強國建設的進程，因而迫切需要向新型教育學院轉型。

　　時代賦予高校教育學院新的重要使命

　　新型教育學院是對傳統師范教育模式的系統性超越，其核心特征是組織的開放性、學科的交叉性、研究的前沿性和人才培養的創新性。

　　教育學院的轉型，源于其“雙重使命”及其現實挑戰。

　　其一，教育學院要成為高水平教師教育的“策源地”。“強教必先強師”，面對新質生產力發展對拔尖創新人才的需求，我國教師隊伍在總體素質、創新能力和高層次人才供給上仍存在短板，特別是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教育）方面的高質量教師尤為緊缺。為此，國家通過“優師計劃”、“國優計劃”及教育評價改革等，推動高水平大學深度參與卓越教師培養，從源頭上提升教師隊伍質量。

　　其二，教育學院要成為構建中國特色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根據地”。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是時代重大課題。我國教育學研究已取得長足進步，當前需要在理論原創性與學科話語權等方面取得長足進步。教育學院應承擔起教育學科理論創新的主體責任，構建扎根中國、融通中外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

　　隨著教育強國建設不斷推進，教育學院的這兩重使命顯得日益緊迫。教育學院轉型，勢在必行。

　　教育學院面臨的結構性難題

　　新型教育學院的建設，要注意解決好以下方面的問題。

　　一是正視傳統模式面臨的深層困境。這些困境是共性的，但在不同類型的高校中表現各異。如頂尖綜合性大學的教育學院可能在學科交叉上更具優勢，但面臨著如何將理論研究優勢轉化為教師教育實踐的優勢；高水平師范大學在教師教育上根基深厚，但可能存在學科壁壘固化、創新動力不足的問題；地方性院校教師教育發展，則受制于資源限制和人才吸引力不足。

　　二是克服學科壁壘固化和知識生產的“內卷化”。教育學院的組織結構深受20世紀學科高度分化模式影響，形成了以教育學原理、課程和教學論等二級學科為基礎建立教研室或系所的格局。這在學科發展初期有利于知識的聚焦和深化，但在今天導致了知識生產的“筒倉效應”。各二級學科猶如知識孤島，教師的學術身份被牢牢綁定在特定“領地”，其研究范式、話語體系和評價標準在一定程度上趨于內部循環。這不僅阻礙了教育學院內部不同學科的有機整合，更在學院外部筑起了高墻，使得教育學與計算機科學、腦科學、社會學、經濟學、大數據科學等現代學科對話困難，因而難以及時有效應對“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數字鴻溝”、“學生心理健康危機”等復雜的現代教育問題。另外，長期的學科壁壘導致知識生產“內卷化”。研究問題日益趨同，研究范式逐漸固化，理論創新滿足于在既有框架內進行精雕細琢，缺乏突破性的思想貢獻，這可能導致教育學的理論發展與社會現實逐漸脫節。

　　三是警惕人才培養目標的“窄化”和體系的“剛性”。社會對教育人才的需求已呈現高度多樣化，如果教育學院的人才培養體系仍表現出強烈的“師范路徑依賴”和“體系剛性”，那么將導致培養目標與社會需求之間出現顯著的“結構性錯配”。

　　一方面要避免目標“窄化”。有些教育學院培養體系在頂層設計上仍默認以培養中小學教師為主要目標，課程設置、教學方法、實踐環節乃至畢業要求都圍繞這一核心展開。這導致學院難以有效回應社會對STEM類教育政策分析師、教育科技開發者、教育評價專家等新興職業人才的巨大需求。

　　另一方面要避免體系“剛性”。這種目標一旦固化為一套剛性的培養方案和課程體系，就可能導致課程更新緩慢，難以跟上知識和技術的發展步伐；教學方法以理論講授為主，與實踐存在脫節；評價方式以知識記憶性的閉卷考試為主，未能有效考查學生解決復雜問題的綜合能力。這些因素將影響學生的創新潛能和多元發展可能。

　　四是解決技術融合的“外掛式”應用和“素養性”缺失問題。盡管人工智能、大數據已成為教育變革的關鍵變量，但多數教育學院的應對策略仍停留在表層，未能將技術真正內化為學院發展的基因。

　　首先是“外掛式”應用。技術融合往往被理解為簡單的“工具使用”。例如，在教學中使用幻燈片（PPT）、慕課（MOOC）或者某個教學軟件，就被視為完成了技術融合。更有甚者，將技術融合的責任推給少數專門從事教育技術的教師。這種“外掛式”應用，沒有觸及教學理念、課程結構和評價方式的深層變革。

　　其次是“素養性”缺失。課程體系普遍缺乏對學生計算思維、數據素養、AI倫理、設計思維等數字時代核心能力的系統性培養。這樣培養出的未來教師，即便會使用某些軟件，也無法從根本上理解技術如何重塑學習過程，更難以具備主導和設計未來技術化教育場景的能力。

　　五是消除理論創新的“空心化”傾向和研用分離現象。作為教育學科發展的核心機構，教育學院在構建中國特色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上發揮引領作用，現實中要在理論創新、研用合一等問題上下功夫。

　　一些研究滿足于引介、翻譯和注釋西方的理論框架，缺乏基于中國本土教育實踐的原創性理論貢獻，導致中國的教育學在國際上“失語”，在本土又常常“水土不服”，缺乏對中國重大教育問題的穿透力和引領力。學者不能以把研究成果發表在高級別學術期刊為主要目標，而應努力尋求向教育政策、教學實踐、教育產品轉化。有關方面也應促進這一通道的通暢。一篇高被引論文的影響力，可能遠不如一個服務千萬用戶的教育客戶端或一項被廣泛采納的區域教育政策。

　　建設新型教育學院的核心策略

　　應對上述挑戰，建設新型教育學院，必須進行系統性、整體性的結構重塑。以下六條路徑構成了新型教育學院發展的核心策略框架。

　　以學科交叉融合為驅動，重構知識生態。學科交叉是知識創新的源頭“活水”，也是新型教育學院區別于傳統模式的根本特征。具體路徑包括兩個層面：首先，在學院內部進行“有機整合”，圍繞教育治理和全球領導力等重大教育議題，組建跨學科研究中心或團隊，如建立學習科學和人類發展中心，鼓勵不同學科背景的教師在課程開發、項目申報等方面形成合力。其次，在學院外部進行“戰略鏈接”。新型教育學院必須主動扮演校內知識“連接器”的角色，與計算機學院共建“人工智能+教育”實驗室，探索計算思維與教育的融合；與腦科學和心理學院合作，成立腦科學和學習科學研究基地，探究學習的生物學基礎；還可與設計學院、藝術學院合作，開設學習環境設計等課程，將設計思維與美學素養融入教育。這種“教育+X”的交叉學科生態，是催生原創性成果、培養創新型和復合型人才的必由之路。

　　以多元化為導向，創新人才培養體系。新型教育學院必須建立一個更加靈活、開放、個性化的人才培養體系。第一，實施分流培養，設置多元軌道。在本科和研究生階段，根據學生的職業興趣和發展規劃，設置如卓越教師、國際教育與政策等多元人才培養軌道，設計專屬的核心課程模塊、實踐要求和畢業標準，為學生提供清晰而多元的成長路徑。第二，深化產教融合，構建“雙師型”育人閉環，將真實的產業與實踐場景全面融入人才培養全過程。大力推行項目式學習，引入企業、中小學的真實項目和政府的咨詢課題，讓學生在解決實際問題中學習。同時，聘請行業精英擔任產業教授或實踐導師，與校內導師共同指導學生，實現學術理論與實踐智慧的深度融合。

　　以“人工智能+教育”為引擎，系統性賦能未來。為順應人工智能對教育生態的重塑，新型教育學院應將“人工智能+教育”作為核心發展方向，進行系統性布局，培養能夠駕馭未來教育的教師。一是全面升級課程體系。將數字素養與人工智能思維融入人才培養的“基礎素養模塊”，將計算思維和編程、人機協同教學設計等課程設為必修或核心課程，確保畢業生具備與智能時代相匹配的技術認知和應用能力。二是建設科研和實踐平臺。創建未來教育實驗室，將其作為師生進行教育技術創新、教學模式探索和學術研究的“孵化器”。三是主動擔當引領性角色。依托學科優勢，主動服務于區域內中小學智慧校園建設，將學院打造為引領區域“人工智能+教育”發展的思想高地和技術賦能中心。

　　以社會服務為橋梁，提升學科影響力。新型教育學院應將社會服務視為連接理論與實踐、提升自身影響力的關鍵橋梁，實現在服務中發展、在貢獻中卓越。一方面，打造高端智庫和專業培訓品牌。面向全國的教育管理者和骨干教師，開發體系化、研究型、前沿性的高端研修項目，打造具有全國影響力的專業發展品牌。同時，組建政策研究團隊，承接各級政府教育決策咨詢課題，建立權威“智囊團”。另一方面，構建多元協同的教育創新共同體。推動形成“大學—政府—中小學—企業”（U—G—S—E）四方聯動的教育創新生態，將學院的優勢深度嵌入區域教育發展的肌理，形成共生共榮的發展格局。

　　以治理結構優化為保障，激發內生動力。改革的最終落地，離不開科學、高效、充滿活力的內部治理體系。治理結構優化的核心在于“放權”和“松綁”：首先，在人事評價制度上破除“五唯”，建立多元評價體系，針對基礎理論研究、教學方法創新等領域設立專屬晉升通道和獎勵機制，認可教師的個性化發展和多樣化貢獻。其次，建立靈活的資源配置機制。新型教育學院應賦予跨學科團隊、重大創新項目組和青年骨干教師在經費使用、課程設置等方面的更大自主權，為那些具有高風險、高潛力的前沿探索提供寬松環境和有力支持，從而最大限度地激發學院的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

　　以分類發展為原則，探索差異化建設模式。不同高校的資源稟賦、歷史使命和發展階段各不相同，“一刀切”的改革是不可持續的。新型教育學院的建設需要走分類指導、特色發展的道路。

　　研究型綜合大學要做引領理論創新和交叉前沿的“主力軍”。這類高校教育學院的首要使命是提升師范生培養的質量和引領性。它們應定位為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創新的“思想庫”、重大教育政策的“研究部”以及“國優計劃”的“主力軍”，重點依托學校多學科綜合優勢，將學科交叉作為發展的核心戰略，在前沿領域產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原創性理論成果。重點培養具備深厚學科素養和卓越研究能力的復合型、學者型教師以及能夠引領未來教育改革的教育家、高層次教育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

　　高水平師范大學要做深化教師教育改革的“排頭兵”。這類大學的教育學院應定位為深化新時代教師教育改革、提升師范生培養質量的核心力量，探索卓越學科教師的培養路徑，“做精做強”教師教育主業。一方面，向內打破壁壘，大力推動學科教學與教育學深度融合，強化教育實踐，將教育理論、學科知識與教學技能融為一體。另一方面，大力發展“AI+教育”，探索技術賦能下的新型教學方法、評價方式等，為中小學教育數字化轉型提供“解決方案”和“工具箱”。

　　地方性或應用型本科院校要做服務區域教育的“生力軍”。這類院校的教育學院或相關院系，可定位為服務區域基礎教育和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加油站”、應用型教育人才的“孵化器”，緊扣地方對“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教師的迫切需求展開工作。加強與地方教育局和中小學聯動，建立以需求為導向的人才培養模式。在課程設置上，要強化實踐教學、教學基本功和班級管理能力的訓練。同時發展區域特色專業，形成與研究型大學錯位發展的特色優勢。

　　從“傳統”走向“新型”，高校教育學院的變革是一場深刻的自我革命。它要求學院的領導者和學者們必須超越慣性思維，在遵循共性規律的基礎上，因校制宜，走特色化、差異化的發展道路。這不僅是教育學院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之道，更是其回應時代訴求、服務教育強國建設必須肩負起的歷史責任。未來的新型教育學院，必將構成一個各具特色、優勢互補、充滿活力的創新生態，共同支撐起教育強國的宏偉藍圖。

　　（作者系深圳大學教育學部教授，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2024年度教育學國家重點項目“面向教育強國的高校新型教育學院建設研究”［AFA240020］成果）

　　作者：李樹英